揭密1976年“文革派”垮台的真相
1976年的中国，历经风雨，注定是不安分的一年。这一年，我们见证了周恩来总理的离世、“四五”运动的爆发，以及朱德元帅的仙逝、唐山大地震的震撼，直至毛泽东主席的离去。10月6日，那场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掀起的巨浪，不仅画上了1976年波澜壮阔的句号，也标志着那个不平凡的十年时代的终结。这是一个结束，亦是新时代的序曲。
不寻常的会议
1976年10月6日。
午后三点左右，叶剑英将军从玉泉山9号楼的住所出发，前往位于军事科学院2号楼的办公室，着手为当晚的政治局会议进行筹备。这一举动让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感到困惑。“距离20点的会议还有一段时间，叶将军为何如此提前便前来参会？”
关于这次会，王守江已经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晚20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要求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
王守江览过通知，心中不禁疑惑：往日会议，提前十分钟便足矣，今次却需提前更久，这究竟是何道理？然而，鉴于行内严格的纪律规范，他只得将满腹疑问默默藏于心底。
如同往日，王守江提前将会议所需讨论的数份文件整理妥当，并放入了叶剑英的公文包中，随后进行了简短的汇报。叶剑英只是轻点着头，脸上并未流露出任何与往昔不同的神情。工作人员建议叶剑英先在卧室稍作休息，但他似乎难以安坐。“咱们走吧，我需要去跟他们进行交流。”他站起身，离开了卧室，并示意工作人员安排车辆前往中南海。
伴随马锡金陪伴叶剑英登车红旗，驶离2号院，王守江如常地抬手瞥了一眼腕表：时间恰巧才略过四点。记得几年前，马锡金由中央警卫局转调军委警卫局，担纲叶剑英的随行护卫，初时众人惯称他为“小马”。后来，随着一位同姓马的女护士加入团队，叶帅便开始以“马头”称呼他。在这帮人中，“马头”这个名字比他的本名“马锡金”更具知名度。
10月6日晚将有重要会议，他和司机老赵均不得擅自回家；叶帅更是亲自交代：“马头”须坚守在会议厅门前不得擅自离岗，老赵则需留在车内，不得外出。时至今日，回想起这幕往事，马锡金感慨道：“老帅向来不曾如此细致地叮嘱过我。”
叶剑英将军自军事科学院出发后不久，后排座位上的他询问道：“马头，你是否注意到，机场的战机是否依然全部在位？”那时的京城，树木稀疏，高楼未起，从西山远眺，清晰可见西郊机场内排列整齐的飞机。马锡金逐一计数，直至“18”，确认道：“飞机都在！”他补充解释，西郊机场原本拥有20架三叉戟，但1971年林彪叛逃时带走了一架，加之后来机场发生事故导致一架损失，故此剩下18架。叶剑英轻轻应了一声，未发一语。
1976年的京城，街头车流稀疏。汽车迅速穿越五棵松，沿着东向的道路疾驰。片刻后，叶剑英心中又生一疑问：“马头，怀仁堂的正厅是否设有后门？”对中南海了如指掌的马锡金迅速回应：“有的，前方有大片草坪可供停车，东侧另有一道门。毛主席通常都是从东门步入，前往东侧休息室。”叶剑英听后，沉思片刻，微微点头。
临近军事博物馆，叶剑英突然问道：“马头，能否观察一下钓鱼台附近是否有‘红旗’车辆出现？”马锡金明白叶帅所关注的，是张春桥与王洪文在钓鱼台的动向。他们二人长期居住于此，马锡金立刻将目光转向钓鱼台方向，幸而并未发现异常。“回想起来，叶帅此举是出于对消息泄露的担忧，江青等人若先行行动，整个计划便会遭受破坏。”
在六部口附近，叶剑英询问道：“马头，你对中南海的了解如何？”马锡金答道：“十分熟悉！”随着车辆的行驶，他们已进入中南海。叶剑英接着问道：“你察觉到中南海今日有何不同吗？”马锡金环顾四周，发现往日车水马龙的中南海今日异常宁静，“真是奇怪，怎么今天一辆车也没有……”
他嘀咕了一句。作为中央警卫局的一员，马锡金还曾参加过抓捕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行动，他在心里一边暗暗说了句“怎么这么像当年抓捕那三人那天？”同时，他对叶帅为何提出这么多奇特问题感到困惑。
1976年 叶剑英
深藏于心的众多疑问虽未出口，然而，不论是王守江还是马锡金，他们都隐隐约约地感应到，今日必将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件。
叶剑英一直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用王守江的话说，无论在政府和军队，他都没有自己的嫡系，但叶剑英的人缘较好，与许多老干部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陈毅，王守江回忆：“陈老总乐于向叶帅分享他海外的见闻，有时还会来电，笑着说‘下个星期我打算到您那儿享用狗肉’，叶帅便立刻吩咐我们着手准备。”
然而，随着“文革”的爆发，这种氛围逐渐消散殆尽。文革初期，叶家子女便首当其冲，先是女儿叶向真与女婿刘诗昆被捕，继之，儿子叶选平、叶选宁，以及女儿叶楚梅与女婿邹家华也纷纷遭到拘捕。
1967年，被“上海帮”激怒的叶剑英一拍桌子将手拍得骨折。―不过王守江纠正了一个细节:“很多文章想当然地写成是右手骨折，他们不知道叶帅是‘左撇子’，是我带叶帅去的医院，骨折的那只手肯定是左手。”
1976年2月2日，中央颁布了“一号文件”，正式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理总理，并负责中央日常事务的领导；与此同时，邓小平被暂停中央领导职务，专责处理外事事务；鉴于叶剑英的身体状况，中央军委的工作由陈锡联负责主持。
王守江回忆道，自那以后，尽管叶剑英依然保留着常委的职位，但他主要参与中央会议，而军队的事务他基本已不再过多涉及。
毛泽东的这项决定也使得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10月14日，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听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有一次陈锡联还专门打电话：“叶帅，您不宜前往广州。”
叶剑英听后略显不悦：“你是在质疑我的诚意吗？若真要施展手段，难道还有何处不能施展？”误会的陈锡联向妻子解释：“我之所以留下叶老在北京，是希望能在政治局争取更多支持。”王璇梅不禁感叹，那时的中央工作环境确实十分复杂。
当时，“四人帮”中的“文革派”与老干部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且矛盾公开化程度不断加深。王守江回忆道，当时担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负责分管海军，然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却对张春桥的领导地位不予理睬，甚至两三个月都不向他进行汇报。
在一场会议中，张春桥对海军进行了长达上午的严厉批评，然而，肖劲光始终保持着沉默，叶剑英亦未开口。直至午间散会，肖劲光径自走向叶剑英，仅与他道别，仿佛周围人等皆不存在，此情此景让张春桥感到颇为尴尬。
4月中旬，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提议叶剑英参与部分中央事务。自此，叶剑英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4月27日，他莅临了为纪念民主柬埔寨独立周年而举办的招待会。
在5月1日的白昼与夜晚，我分别参与了首都人民为庆祝劳动节而举办的游园盛会与绚烂的焰火庆典。在5月与6月的交汇之际，叶剑英元帅接连接待了来自巴基斯坦、法国以及朝鲜等国的军方领导人及其他尊贵嘉宾。随着叶剑英元帅重返权力核心，他很快成为了众多老帅们寄望于推翻“文革派”的重要希望所在。
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期便已相识的聂荣臻，特地从城内远道而来，选择在西山与叶剑英为邻而居，两人不时深入交流。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等军队高级将领亦纷纷造访叶剑英的住处。长久以来建立的互信，使得他们敢于在叶剑英面前直接抒发对那四位“上海帮”的不满情绪。
《叶剑英传》中记载，叶剑英通常沉默寡言，鲜少表露心迹。然而，偶尔他也会透露出些许心声。记得有一次，以性情刚烈、直言不讳著称的王震莅临西山，在谈及“四人帮”时，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我看，干脆将他们一网打尽，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叶剑英未明确表露立场，仅对王震作出一指示：他伸出一只手，将其攥成拳头，而后高举大拇指上下摇曳数次，最后反转大拇指，缓缓按下。此举暗示毛泽东主席依然健在，此时处理“四人帮”事宜的条件尚未成熟。
在“四人帮”覆灭之后，对于那段历史的叙述中，叶剑英与李先念在九月期间多次进行频繁且隐蔽的会晤，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细节。然而，王守江与马锡金却慎重地指出，他们确切记得叶、李二人的会面并非发生在九月，而是四月。
一日，叶帅的办公室突兀地响起电话铃声，电话那头是李先念的卫士传来消息，称李先念正身处西山附近，希望顺道拜访叶帅。据王守江与马锡金所述，叶剑英最初对会面之举显得犹豫不决，但最终仍旧点头应允。
他吩咐下人将两把椅子抬至院落之中，大约十分钟后，身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至。王守江提及，正如正史与野史中的记载，两人见面后确实展开了一番对话——
叶剑英问：“哪阵风把你吹来了？”
李先念答：“无事不登。”
鉴于谨慎的考虑，叶剑英原本计划仅于庭院中会晤李先念。然而，他或许担心礼节上的不周，遂将李先念引入屋内，至小型的会客室。约莫十分钟后，李先念便结束了会面。至于二人具体谈论了何事，王守江、马锡金等人均不得而知。
然而，并未如外界传闻那般，他只是随手写了一张小纸条，旋即付诸一炬。马锡金回忆道：“我回来整理时，清晰记得烟灰缸内空无一物，干净如初。”
自年初起，叶剑英便指示下属工作人员每日乘车前往天安门，密切监视局势动态。归来的下属向他汇报所见，他始终保持沉默，仅在必要时对王守江提出具体观察事项的指示。
叶剑英始终保持着那份从容不迫的神态，即便是在他身边的王守江、马锡金等最亲近的人，也难以洞察到79岁高龄的叶剑英心中，早已酝酿着一个足以改写中国历史的宏伟蓝图。
“文革派”的垮台
十七时许，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轿车缓缓驶至中南海怀仁堂门前，马锡金小心翼翼地搀扶他下车。往昔参加怀仁堂会议，华国锋的座驾总是停靠在左侧，而叶剑英的则停在右侧。然而，今次车刚停稳，门口的警卫便迅速将其移至他处。马锡金正欲扶叶剑英踏上台阶，却来不及深究其中的缘由。
踏上传送带的瞬间，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便拦住了马锡金，语气坚定地说：“随员一概不得入内。”丁志友本是他过往的旧上司，可今日，他的态度却显得异常严峻。马锡金目睹了从入口至会场的距离约有二百余米，于是他搀扶着叶帅，坚决要求送行至会场。丁志友心生疑虑，紧随其后，一路步行了大半段距离。
临近会议室入口，丁志友毅然拉住马锡金，力图阻止他踏入；然而，走在前方的叶帅却紧握着他的手臂，将他往内拉扯。在一番拉扯之间，叶帅的公文包不慎从马锡金手中滑落，最终摔落至地面。
叶帅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幕，脚步未曾稍作停留，径直朝会堂走去。马锡金便趁机送公文包，悄无声息地紧随其后，踏入怀仁堂。他坚信，这位智谋超群的叶帅是有意将公文包“相赠”，借此让他得以名正言顺地步入会议室。
诸多细节，马锡金事后方始明了：当日的行动部署，皆由汪东兴亲自操持。参与执行抓捕任务的，均为中央警卫团中团职以上的干部。汪东兴逐一与其交谈，然而，即便如此，众人亦互不知晓彼此的任务。每个人的站位、抓捕方式以及抓捕后的安置，汪东兴都思虑周详，一一安排得当。
马锡金陪同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正厅，目睹了华国锋与汪东兴早已在场的情景。两人起身，共同迎接叶剑英的到来。关于这一细节，马锡金特意作出说明：“事后，诸多文章中提到叶帅率先抵达，并起身迎接随后而至的华国锋，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叶帅落座后，华国锋随即示意汪东兴一同入座。然而，汪东兴反应敏捷地回应道：“今日召集常委共商大事，我并非常委之列，故不便就座。我尚有外部任务在身。”
马锡金正将公文包恭谨地呈递至叶剑英面前，忽闻汪东兴与华国锋一同言道：“今日无需公文包。”马锡金彼时自然未能洞察言辞之深意，只得默默退下。
出门时碰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么了？车也被调走，人也被赶了出来！”武健华看了他一眼，马上说:“你的位置在里面，进去吧！”——武健华是负责“里面”的警卫工作的。
马锡金回忆道，怀仁堂的会议厅面积大约在两百平方米左右，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宽敞的条形桌。华国锋面向南方落座，而叶剑英则与他面对面。马锡金、汪东兴以及其两位警卫秘书，以及华国锋的一位秘书和两位警卫，均隐匿于屏风之后，心中既充满紧张，又略带不安，静静地等待着。
首入中南海之人，乃是41岁的王洪文。据武健华所述，执行抓捕任务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的组长李广银，以及组员吴兴禄、霍际龙和王志民。王洪文因其年轻力壮，前两位警卫未能将其制服，他在踉跄中向前猛冲，随后又有两名警卫紧随其后，终于将他牢牢按住。
马锡金表示，“有关小报报道‘王洪文挣脱束缚，直冲华国锋面前’的消息纯属虚构，事实上，他与华、叶等人相隔甚远。”在将王洪文从后门带走后，张春桥便从前门步入。负责处理张春桥的第二行动小组由纪和富担任组长，张春桥并未进行反抗，只是目光投向天花板。
张春桥遭遇小插曲。
七十年代，张春桥在与存在“历史问题”的妻子文静秘密解除婚姻关系后，随即委托徐景贤在上海为他寻觅一位秘书。起初，徐景贤并未完全理解张春桥的真正意图，因而向他推荐了数位男性秘书人选。
五月间，张春桥向徐景贤转交了一封标注“亲启”的“绝密”信件，信中写道：“我所寻求的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秘书，而是寻求一位伴侣。我的境况，你自是明了。近年来，时常想，毕竟生死未卜，何必过多纠结于这些？然而，有时又感到无人倾诉，于是又想起了这个念头。你瞧，可否有合适人选？”
不久，徐景贤果然为张春桥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标有“绝密”字样的大信封，从上海派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徐景贤后来说:“这场我为张春桥‘寻觅伴侣’的戏剧，刚刚揭开序幕，便匆匆落下帷幕。”
怀仁堂里等来的第三个人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闹市口附近，因为他并不是政治局常委，得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到怀仁堂来。马锡金听见华国锋给他打电话:“今天讨论‘毛选’五卷，大家意见很多，你对‘毛选’比较熟，张春桥同志建议让你参加，你能不能马上来一下？”
传言当时姚文元正于庭院中漫步，不时抱怨华国锋久未召开政治局会议。未料，他随即收到召开会议的通知，因行色匆匆，竟忘了戴上那顶常不离身的假发。
于怀仁堂东侧的休息室内，第四行动小组组长滕和松等人突然将姚文元拦下。姚文元高声呼喊：“我乃来参加会议……”对于姚文元的逮捕，决定权归属武健华，而之前的两位被捕者，逮捕令均由华国锋亲自宣布。
依照时间线索，第四位目标是毛远新。自哈军工毕业后，毛远新受周恩来之命，被派往辽宁，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得力助手。据陈锡联的夫人王璇梅女士回忆，毛远新初抵辽宁时，行事低调，不事张扬，工作态度亦极为认真。
1975年10月，恰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中央政府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参与庆典。陈锡联担任代表团团长。鉴于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同志曾在新疆英勇牺牲，其安息之地亦位于新疆，中央特批毛远新同志加入代表团，共同参与此次庆祝活动。
“我们从新疆回到了辽宁，他却没有马上回来，一直留在北京，这是江青的意思，后来政治局专门讨论毛远新的工作安排，华国锋也让他回辽宁工作，但江青等不让他回。”从此，毛远新也上了江青等人的战车。
回忆往昔，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提及，大约在20点30分，他携同数名警卫一同前往毛远新的住所。彼时，毛远新居于中南海怡年堂的后院，与江青的住地相距甚近。张耀祠对中南海地形了若指掌，故而他径直而熟练地找到了毛远新的寓所。
抵达毛远新所在之处，张耀祠郑重宣布：依据中央的指示，对其采取“保护性审查”——张耀祠特意指出，毛远新与“四人帮”成员有所区分，并非进行“隔离审查”，并要求他即刻上交随身携带的手枪。听闻此言，毛远新即刻情绪激动地高声回应：“主席刚刚离世，你们竟……”
他坚决地拒绝对手交出枪械。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立刻上前，迅速将毛远新的手枪收缴，并将他带走。怀仁堂内，随着三位主要人物的问题得以解决，气氛逐渐轻松起来。马锡金听见汪东兴拿起电话，向对方传达：“这边已经圆满解决，赶紧将她带离此地吧！”他立刻领悟到，这位最后、同时也是最为特殊的目标，正是江青。
“文革”中，江青长期住在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这段时间，江青就暂居在中南海。执行这一任务的也是张耀祠。当他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走到江青住所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祠进来，点了点头，依然端坐着。
“江青同志！”张耀祠的话语刚落，江青即刻显露出惊讶的神情，她平时都习惯于张耀祠以“同志”称呼自己。“我刚刚接到华国锋总理的电话指示，党中央已经决定对你实施隔离审查，你需要立即前往指定地点执行！”“你必须诚恳地向党组织坦白交代你的错误，并且严格遵守纪律。现在，请将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事后回忆道，他额外加添的言辞仅限于“你必须向党组织老实坦白你的罪行，并严格遵守纪律”，而其余部分则完全按照汪东兴所布置任务时的原话进行传达。
马晓先回忆道，当时张耀祠向江青传达那番话语之际，江青正安坐于沙发之上，一动未动，脸上既无慌乱之色，亦似无甚惊讶之感。待张耀祠言毕，她轻声回应：“我没有听明白，能否请您再说一遍？”张耀祠遂将方才之语复述一遍。
在张耀祠第二次宣读了中央的决策之后，江青缓缓起身。她从裤兜中取出钥匙，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中，仔细折叠并封口，再用订书机将其固定。随后，她用铅笔在信封上书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的字样，并将其递给了张耀祠。她的神态依旧冷静自若，甚至在登车前，她还随身带走了自己常穿的深灰色披风。
张耀祠命江青的司机准备车辆，将江青安置于她惯常使用的红旗防弹轿车中。他特意强调，当时并未对江青采取戴手铐的措施，更未使用外界所臆想的“囚车”。实际上，在10月6日的夜晚，江青并未经历所谓的“一夜之间被押送至秦城”的经历，而是在中南海的一处秘密地下室中度过，直至半年后才被转移至秦城。
江青未曾察觉，她的三位同样坚定的政治盟友已被拘禁于中南海，各自被安置于不同的密室之中。这些拘押地点，早已在行动启动之前，由细心的华国锋亲自逐一细致考察过。